在晚清的政治外交史上，张德彝是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曾历任翻译、随员、参赞、驻英大使等职，大半生都驻留在国外，但他并未做出什么青史留名的大事——唯一的例外是他在游历海外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日记，以《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八述奇》为名，记下了他在西方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为后世留下了八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这八份日记中最初一本《航海述奇》写于清朝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张德彝被清政府委派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出国旅游团，游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十国，以便“了解洋人内情，探其利弊。”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公费考察中，张德彝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用文字记述下“自行车、火车、缝纫机、钢琴和金字塔”等等西方奇观的第一人。同时，由于观察事无巨细，他也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关于西餐和洋酒的文字资料：“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不仅如此，他甚至详细记载了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
到达欧洲后，张德彝得以大量接触西方酒类，留下了许多在今天仍然值得细品的有趣记录。比如他在从马赛乘火车去里昂的途中写道：“有山冈，长七十余里，盛植葡萄，高皆二尺许，每株每岁只结实四五枚，色红味酸。国人以之酿种红酒，名番鲁石，其味仍酸，饮必加凉水一半。”
这个“番鲁石”是葡萄品种还是产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地理位置来看，推测大概是“普罗旺斯”的意思吧！
另外多说一句：当时欧洲生产的日常餐酒口感远远不能和今日相比，很多酒都要兑了白水才顺口（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说自己喝卡奥尔的黑酒也要兑水），所以不能因为这段文字就说张大人是“红酒兑雪碧”之父，他只是“师夷长技”而已……
到了巴黎，张大人的饮酒经历自然也丰富起来。他对此是这样记录的：“酒名三鞭、比耳、波兜、支因等。其色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味或苦或甘，或酸或辣不等。”
三鞭，香槟是也。香槟（Champagne）一词进入中国以后译名颇多，从最早的“三边”、“三变”到怪异的“香饼”、“香葩（这个其实很接近法语）”，各种称谓层出不穷，但“三鞭”大概是其中最不信达雅的一个了。也因此，张德彝在后来的几本日记中采用了“香宾”的译名，听起来一下子就多了塞纳左岸盛宴流转的小资味儿。
比耳，想来就是啤酒（Beer）的音译了。
波兜，自然是波尔多无疑。
张大人一不小心又成为了中文翻译波尔多的第一人！
支因，这个实在难猜的很，只能从后文中用排除法来推断：黄色可能是啤酒，红色应该指波尔多，白是香槟，那么这个“支因”恐怕非紫即红了。至于味道，苦和酸大约是啤酒和香槟，那么它可能非甜即辣……什么酒是紫色调，味甜或辣的呢？巷主一时想不出，还望高人教我。
（或者“支因”是金酒Gin的音译，从发音和味道偏辣来看都没有问题，如果张大人喝的啤酒是黑啤，那么紫色或许指得是啤酒，那么黄白色的位置就是Gin的了？这是另一种思路了。）
此后，随着游历愈广，张大人在斯德哥尔摩又对洋酒有了新的涉猎：“司宫员请饮三鞭、舍利等酒，佐以樱桃、地椹（本意为桑葚，但此处据说张德彝所食为草莓）。”
舍利，想必指得是雪莉吧！若要搭配水果，莫非是甜腻的“Cream sherry”？巷主脑洞略大，看官见谅……
至于本文标题的另一个神译名“回四季”，却是张德彝在《再述奇》一书中的神来之笔。
“合众国有酒名‘回四季’，力大而猛，味醇而沉。”
这显然是说美国的威士忌（Whisky）了！寥寥几笔，将威士忌的特性勾勒的颇为传神，让人看了都觉口渴。虽然“回四季”这译名也和酒本身无关，但相比“威士忌”，倒也另有一番风味吧。
（上世纪80年代，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将张德彝这个人物和他的日记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拉了出来，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几本有趣的日记。但钟先生同时也评价张德彝是庸庸碌碌之人，“全部作品的价值，恰如其书名，仅止于‘述奇’而已。”
我一贯不支持这种用了别人写的东西还要大肆臧否其人的行为。也许张德彝并不是一个有天资的外交官，但他的勤勉也足以值得后人敬上一杯“三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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