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认识Jean Marc Nolant的头俩月，我至少有三次差点儿一气之下把他放进黑名单。
第一回，是在一个香槟主题活动后我跟他约采访，发邮件的当天他就迅速回复，还祝我和“我身边的人”节日快乐-当时是圣诞前夕。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对一个不知名记者尚且如此客气，看来他不是那种沙文主义的老法。后来我们电话约定某周四下午采访，一切都美好极了。我对此非常期待，因为他主持活动时，讲解都是纯干货，同时毫不吝惜地和大家分享众多知名酒庄“不能说的秘密”，比如某个被严重膜拜的神级香槟厂家的所谓传奇故事基本都是编造的... 观点犀利，旗帜鲜明，是个出彩的角色。
出于对法国人散漫和骄傲天性的警惕，我在采访的前一天发信息跟他确认，没有回复。只好第二天上午打给他。身在台湾的他在电话那头先是对我的身份表示迷茫，在我讲了一遍我们认识的来龙去脉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很淡定地说，在我的日历安排表上你的采访是下周四。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某月某天通话约定了今天的采访，他这才说sorry可能我搞错了。
第二回，就是采访当天了。采访约在下午两点，我提前五分钟到他的酒窖，老先生人没到，短信倒是来了：说交通原因可能迟到10到15分钟。好吧，我等。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20分钟... 电话变成“无法接通”。我闲不住，就跑到酒窖旁的武康庭逛，然后一边在心里问自己，我再等多久就放弃。思考的结论是他似乎有足够的料可挖。等他终于到达并打开酒窖的门让我进去时，我看看已经指向两点半的表针，决定说话怎么狠怎么来。还好当天的访谈异常精彩，火花四溅，当然这是后话。
第三回，你大概可以想见，这老先生又一次迟到了。又是令人发指的半小时！我们约在一点，我准点到达给他电话，结果： “我还在路边等出租车呢...” 老话说事可一不可二，我气极反倒平静下来： “你居然...还没打着车? 你觉得你要多久能到?” “我从办公室来，打上车就快了”“那你要受罚多开几瓶酒!” 我告诉他我在酒窖附近的一个新派意大利咖啡厅吃午餐等他. “我也还没吃饭呢, 餐厅见。”
半个小时后他终于现身，我一上来就质问，您这莫非是刚起床? 答曰，我倒希望是，我都工作一上午了。我们坐在靠落地窗的位置晒着太阳边吃边聊，两人先不约而同地指出该意餐厅出品的riosotto太过一般，略业余范儿，接着才转向葡萄酒主题。每每谈起各个不大知名却被低估的产区，我都深感兴趣地一路追问到底，他就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从产区的历史起源一直讲到发展现状，被阳光照耀的脸上充满了纯粹的专注，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仰视他了。
他对自然酒推崇备至，酒窖里的八成货品都是沧海遗珠气质的小酒庄，我每次去这个位于武康路378号地下三层的空间，都像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一样兴奋地在碎石铺就的过道间快速地走来走去，对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葡萄酒记者而言，这个充溢着车库酒精神氛围的空间总能神奇地让人忘记一切，有种恍惚间不知今夕是何夕的幸福感。
有一次我要到地面上去打一通长电话，试着推酒窖门，发现铁门纹丝不动，他在我身后笑了，过来帮我打开：”你懂的，喝自然酒的人通常要强壮一些”。
他小时候的理想特别朴实，就是做个语文老师或者室内设计师，长大后受一个喝酒不看名气看个性的舅舅影响爱上了葡萄酒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边喝酒边聊全球极端气候对葡萄酒出品的影响，我对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表示悲观，他说，所以我们要把每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喝好酒。接着就兴冲冲地说，你一定要试试这款xx酒，和这款xx酒，哦还有这个苹果cidar，你肯定没喝过，跟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可不是一个级别，你知道法国有多少种苹果吗...
他说自己来中国本来是想学中文的，可是... 因为种种原因没学成。我直接打断并丢给他两个词：lazy，chauvinism。他多少有点不服，不过并未激烈反驳，照常开酒。
因为最爱La Tache，他的法国斗牛犬就取这个名字。Tache是个活泼热情精力旺盛的好奇宝宝，第一次看见我就一个劲儿地生扑，体重15公斤的狗狗力气相当不小，在我的牛仔裤上留下一片片可爱的梅花。它对酒的香气十分敏感，常常在酒窖里左嗅嗅右扒扒，一副探索者的做派，总想趁我们不注意偷点儿酒喝，不是个省心的小朋友。出门有时候性急地转错弯还一往无前，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拉回来。
另一次谈到波尔多的1855列级，他一言以蔽之地说那是富人和权势者的排名游戏，我虽不能完全苟同，却也对列级体系无形中带给消费者以偏概全的影响这个现象深有感触。
我们倒有一个百分百一致的观点，就是都不认可某老牌葡萄酒杂志的过度商业化操作。然后我告诉他我最欣赏另一本英国血统的葡萄酒季刊，他说，他们是相当不错，不过呢，最棒的还是法国的红与白，他们广告为零，百分百纯硬货！我可以快递送你几本。我当时差点感动到cry(其实我们认识也没多久)，觉得再不认真下功夫学法文都对不起这个亦师亦友的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