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您如何评价新西兰葡萄酒？
L: 从商业角度来说，新西兰还是一个新兴的葡萄酒产国，虽然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的种植酿造历史，但他们的商业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这一方面，新西兰葡萄酒业对中国的一些新兴产区来说是一个好的范例：他们如何进行商业化营销以及如何利用现代化科技管理葡萄，都很值得学习。新西兰有一些出色的白葡萄酒，尤其是在芳香型的品种方面，其中琼瑶浆在我看来十分出色，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具有很好的陈年潜力，这对葡萄酒的整体品质来说十分重要。虽然新西兰目前还没有满分酒出现，但我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目前大部分葡萄园还很年轻，有些树龄甚至不足十年，随着葡萄树龄的成长，人们同时越来越好地把握当地的风土条件，满分酒的出现指日可待。
O: 您个人最欣赏的新西兰葡萄品种是哪个（哪些）？
L: 首先，好的葡萄品种需要能够很好地表达风土条件，具有优秀的复杂度和陈年潜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例如长相思就很难做到，它本身的特点倾向于比较简单和不具有陈年潜力。也有一些好的例子，比如黑皮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新西兰有一些很优秀的黑皮诺，但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目前来说还没有陈年潜力足够好的黑皮诺出现；另一个就是霞多丽，新西兰已经有一些很好的酒庄在出产优质的霞多丽，品质上已经接近勃艮第白葡萄酒。我自己非常喜欢霞多丽，当然新西兰依然还是处于初期，有一些很优秀的产区具有良好的气候、土壤条件，同时还有一批优秀的酿酒师。相对于其他品种，人们可能会看到霞多丽可以在酿造工艺过程中有很多变化，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为它加入一些，来自葡萄本身以外的，新的复杂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酿制优质的霞多丽比其他品种更容易，工艺的目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无中生有。
O: 下面这个问题是来自我们的读者，我们通过调查得出了读者最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严格来说，作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负责人，您并没有真正在这两个国家生活过，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葡萄酒倡导家》团队是如何确定各产区负责人呢?
L: 这是个好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具有产区知识背景和这一方面天赋的人，而我们反面是更希望他们并不生活在相应的地区，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加客观的视度。我们认为独立性和客观性比专业性更加重要。当然我们也的确有两个负责人住在相应的地区，比如现在罗马的Monica Larner，和马德里的Luis，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在那些产区酿酒。一方面我们的团队要求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背景，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地了解该产区的葡萄酒文化、历史、现状、风格和发展趋势，这是作为地区负责人的关键。
O: 帕克先生曾提到过，“希望（《葡萄酒倡导家》）在亚洲得到传承”，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正在中国寻找产区负责人？
L: 的确。帕克先生和我每年都至少会来一两次中国，我们确实希望在中国找到适合的精英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过程中需要开放的眼光，一方面我们最希望找到具有天赋和创新能力的伙伴，另一方面也要匹配适合的产区。我们十分确定中国有这样的人，而目前只是需要时间找到适合他们的位置。
O: 目前很多同类媒体，比如《Decanter》等，已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了中国社交网络，比如微博、微信等，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葡萄酒倡导家》有相应的动作，那么你们在近期会有类似的计划么？
L: 我们认为如果要做，就一定要找到最适合的方式，最准确地传达信息。我们不希望简单地翻译目前的材料，而是真正地为中国市场而定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O: 在早前《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您曾提到目前并没有取消的纸质版的打算，这一想法到今天在是否有改观？
L: 没有，我们还没有打算取消纸质版。我们倒是可能会重新设计我们的网站。
O: 《葡萄酒倡导家》不刊登广告、不接受出行赞助，大多数样酒都是自费采购的，对吗？
L: 我们的确自费采购样酒，但我们也接受免费样品，这是因为我们评分的很多酒都还没有上市，我们会提前为消费者提供品酒笔记，这样购买时可以进行参考。当然我们也会做抽查，确保市面上销售的酒和我们之前试过的样酒品质一致。
O: 那么《葡萄酒倡导家》在放弃了之前提到的这些收入来源的前提下，是如何维持它的营利模式的？
L: 我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订阅，而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人们树立一个典范。从1978年第一期，只有不到600人订阅，到现在已超过5万，这算是很大一笔收入。除了基本的工资之外，在杂志的基本费用、管理费用方面我们都很节约，这样收支平衡并不算很困难。杂志的收益来自我们很高的用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引入了投资方，有了资金注入之后，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可以举办活动，也加入了三名新的负责人，这是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