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这是一个让无数葡萄酒爱好者无比纠结的问题。明明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葡萄品种，同样的酿造工艺……甚至是同样的酿酒师，为什么仅仅是年份上一个数字之差就可以让两款葡萄酒的价格相差一个数量级？用一句最近流行的话说：年份，对于葡萄酒到底有什么卵用？
好吧，让我们先回到那个充满传奇的1982年。
那一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小菌子最爱的日本歌手大冢爱也在大阪出生……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法国波尔多，春季与冬季气候温暖，7月炎热，8月凉爽，9月阳光充足，收获期也是万里无云没有一丝雨滴。这宛如教科书一般的完美气候条件缔造了波尔多葡萄酒的伟大！法国酒评家米歇尔·贝丹（Michel Bettane）第一个察觉到这将是20世纪一个伟大的年份！（那一年，罗伯特帕克还只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葡萄酒爱好者）
关于1982年份拉菲我想我已经无需多做赘述。正是经典的气候条件加上无可挑剔的工艺塑造了这款酒客们口耳相传之间无可匹敌的“神之水滴”。正所谓平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鲫鱼多刺，三恨出生时间与1982年失之交臂……
葡萄可以移植，工艺可以复制，甚至酿酒师如果不计成本也可以高薪聘请，但唯独气候是无法复制的。正所谓年份不可期，毕竟世上没有呼风唤雨的诸葛孔明。
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旧世界国家对于年份的敏感得益于法律的严格。
在法国，酿酒葡萄完全得不到人工的灌溉，即使在五六月的葡萄长叶期没有一点降雨，果农们也只能对着干旱无言苦笑。意大利稍微好一些，首先需要向政府提出省钱，政府派专员考察确认旱灾之后才会经过层层评估最终决定是否允许灌溉。至于葡萄生长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严苛的法律毫不留情地将人对于葡萄的影响减到最小。而把“年份”，这个包含了太多元素的概念刻在酒瓶的“脸”上。
即使已经到了21世纪，这些旧世界的朝圣者每天依然虔诚地祈祷一个好天气的到来。真说不上这到底是一份固执还是一份对于传统的敬仰。
虽然旧世界似乎还过着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美国、智利、阿根廷这样的新世界国家真是毫不Care所谓的年份问题。
工业化的进驻使得新世界葡萄园可以踏踏实实得酿造好酒。遇到干旱就开闸灌溉，遇到采收就开直升机吹干……真正做到了“与天斗、与地斗、与年份长期战斗！”记得曾经一位美国酒商这样对我说：“年份对于美国葡萄酒真是没什么卵用！因为天宫不作美还有我们后期PS。”（保留大意应该是这样的）
像可口可乐工厂一样一门心思专注制作最让人“上瘾”的风味，不计方法得追求最大的利益。这似乎也顺应了时代的趋势所在。
就像在这个5秒钟就可以收发一封E-mail的信息时代依然会有人选择去邮筒寄信一样。到底是低效地顺天者昌，用年份标注葡萄酒的品质，还是选择更加高效的科学技术甩掉历史的包袱，让品牌或、质量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衡量葡萄酒的好坏。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也许我们仍然不能从葡萄酒的质量抑或是产量的高低上真正理解年份对于葡萄酒的意义。和50年前相比，困难年份”依然存在，但是困难年份却很少酿出同样“困难的葡萄酒”。科技的发展让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无论是产量上还是质量上更加均一稳定。“年份”这个概念终有一天就像我们身边的邮筒一样可以预见地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虽然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偶尔怀念经典时代，怀念那些茶余饭后端着酒杯絮叨起一年的阴晴风雨。但这也已经更多地是一种怀旧情绪而已。正如电影《乱世佳人》的开头不无深情地说：“曾经有一片属于骑士和棉花园的土地叫老南方。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绅士们最后一次风度翩翩地行礼，骑士们最后一次和漂亮的女伴们同行，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主人和他们的奴隶。而如今这已经是一个只能从书本中去寻找的旧梦，一个随风飘逝的文明。”虽然有这样的伤感，但人们依然还是会歌颂1982年份的胜利，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热情，还有对未来更执著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