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巴黎万国博览会落幕之际景象
分级制度的真正目的是否应该像法律那样诱导受支配的人们求得自我的修行？还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争名夺利的工具？目前整个波尔多共有5个葡萄酒分级，除去1855年列级酒庄分级，不同产区之间的“游戏规则”各不相同。围绕着它们的争论似乎也从未真正停止过。
固若金汤的1855年列级酒庄分级
波尔多1855年的列级酒庄分级和勃艮第的葡萄酒分级完全不同，后者的级别仅限于葡萄园，跟酒庄无关，属于典型的“园在级在”；而前者却是直接把级别颁给了酒庄，只要酒庄还没毁掉，级别就在，也不管酒庄卖给了哪国人，庄主换了几波，葡萄园又扩张了几倍，它都可以安然若素地享用酒标上那个闪耀着光环的级别称号，正所谓“庄在级在”。波尔多的这种分级制度在注重“风土”概念的法国略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却在过去160年的岁月里恪尽职守地维护着列级酒庄固若金汤般的秩序，如同一个严肃的大家长般默然地捍卫着自己孩子的尊严。普天之下貌似无人可以撼动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名誉，这项分级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855年的东方，清王朝的顶戴花翎之下一片狼藉，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呼百应，如同燎原之火几乎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而彼时西方的法兰西也在闹腾，浪漫主义让道现实主义风潮后的西方社会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法国人不再执着于用枪支大炮争霸天下，而是希望用贸易交流打开世界的大门。巴黎要举行首届万国博览会的消息不胫相走，国王拿破仑三世誓要让各国人民都能通过这次博览会看到法国最光鲜亮丽的一面，法国最好的艺术品、最好的芝士、最好的机器……当然还有这个国家最引以为傲的葡萄酒，但是波尔多有8000多家酒庄，总不能都去参展吧？国王大人邀请波尔多商会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酒庄加以分级，商会的人虽然表面上欣然相许，同意“甄选出我们所有最好的葡萄酒，并分成五个级别”，但转身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一个叫“Syndicat of Courtiers”的中介商，要求他们起草一份“确切而完整的加龙河地区红葡萄酒的分级名单”。大家都知道，在波尔多酒庄不能直接把酒卖给酒商或客户，而是需要按照传统先把酒卖给中介商。所以中介商在整个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内至关重要。这个中介商接到任务后，一不做二不休仅花了两个礼拜就交差了，他们把从过去50年内市场上流通过的波尔多酒中挑选出了58家酒庄，由高及低地分成五级，其中包括4家一级酒庄，12家二级酒庄，14家三级酒庄，11家四级和17家五级酒庄。当时绝大多数的酒庄还未像现在这样习惯在名字前加上Château（城堡，或翻译成庄园）一词，被评选出的58家列级酒庄中只有5家名字中带有前缀。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份1855分级是在酒庄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仓促完成的，当时没有人通知他们要送样品，也没有一个专业的评委团队进行盲品，仅是依照市场价格和酒庄名望而定的一份名单。简言之，这不是专业人士考究的学术出品，只能算得上是一份江湖救急的酒庄名单。正如美国葡萄酒作家杰拉尔德·亚瑟（Gerald Asher）曾在他1982年出版的“On Wine”一书中所言：“波尔多的一级酒庄并不是在一场庞大的品鉴会上被挑选而出的，他们（当时的分级人员）选择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当然，中介商的人很坦承，他们交差的时候就表示争议在所难免。“你们跟我们一样清楚，先生们，这类分级制度是件很敏感的活儿，注定会引发问题，记住，我们并没有尝试去做一份官方分级，单单只是就当地最好的葡萄酒提供一份草图。”看，连当时分级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份名单会被顶礼膜拜到至今，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会斟酌良久才敢捅这个马蜂窝。
有趣的是，中介商所选择的红葡萄酒酒庄几乎全都来自梅多克（Médoc）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格拉夫的侯伯王（Haut-Brion），当然这并非别的产区不够优秀，事实上，格拉夫产区葡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圣爱美隆的白马酒庄和奥松等也都是19世纪初蜚声遐迩的大腕。只不过18世纪波尔多的葡萄酒革命主要集中在梅多克，这里也是改革最成功的一个产区。一直到1969年，波尔多出产的白葡萄酒都多过红葡萄酒，在酿造贵腐甜酒的奥秘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白葡萄酒就应该是甜美的，所以1855年的中介商特地为苏玳和巴萨克产区的甜酒庄制定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只有21家酒庄，起初只是简单地分为一级（Premier Cru）和二级（Second Cru），由于滴金酒庄（Château d'Yquem）的风评太高，又特意为它单列了个优级一级酒庄（Premier Cru Superieur）的级别，这可是梅多克那些簪缨大庄们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可想而知，当这份分级名单昭示天下时，整个波尔多是怎么的震惊，“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家没有被评上列级酒庄？”“凭什么，他家比我家级别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洪水猛兽一般涌向了当局。但是万国博览会举行在即，一切都已板上钉钉...接着就是后来博览会大获成功，拿破仑三世陛下脸上很有面子，参展的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波尔多有个把葡萄酒分为五个级别的列级酒庄分级，庄主们一看这下连外人都知道了，也就乖乖的鸣旗息鼓回家酿酒去了。只有两家酒庄没那么好摆平，一个是Cantermerle，有人说中介商当时把它家的名字给漏掉了，有的说是迫于压力后来改的。但次年的1856年，Cantermerle就被悄悄加入了五级酒庄的末尾。
再者就是波亚克的木桐酒庄。比起幸运的前者，这家后来的一级酒庄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名字更上一层楼。大家都知道人类都有排外心理，总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而长期被沙文主义荼毒的法国人更是这么认为。其实，当时的木桐酒庄跟其他四家一级酒庄的价格和名望都不相上下，但问题是酒庄三年前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跟拉菲酒庄一个家族）的英国分支买走，正是因为庄主不是法国人，才会被屈居于二级酒庄位首，用木桐后来的庄主飞利浦男爵的话说就是“赤裸裸的不公平”。木桐很气愤，木桐酒要反抗，还特地为此发明了一个有意思的座右铭：一级，我做不成，二级，我不屑于，我是木桐。（First, I cannot be. Second, I do not deign to be. Mouton I am）。飞利浦男爵是一个很勤奋也很有手腕的人物，他上下求索，不辞辛劳地游说政府官员和商会，打通层层关节。最后不知是老天被他的赤诚所感动，还是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波尔多商会最终在1973年6月21日批准了木桐的晋升，一级酒庄才变成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酒庄”，酒庄的座右铭此后也改为了“一级，我现在是，二级，我曾经是，木桐故我”（First, I am. Second, I used to be. Mouton does not change）。
严格意义上讲，木桐酒庄是列级酒庄分级自1855年后的唯一一次修改，英国作家和教士罗·伯顿曾说“任何规章都有某些例外，绝对通用的规章是没有。”而诗人拜伦则表示“例外恰恰证明了规章的合理性”。木桐酒庄的破格晋升打破了1855列级酒庄的绝对性，更成就了这项分级制度的合理性。在财团富豪盘根错节的波尔多，特权阶级和后期新贵的关系风起云涌，任何一次改动都很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酒庄盛名之下难符其实，表现欠佳，而有些酒庄兢兢业业，质量和信誉都超乎本身级别的定位。但或是由于1855分级制度背后强大的政治靠山，或者整个分级已经根深蒂固，或是不想重蹈其他分级协会的波折，总之没有人真正集合起来要去推翻它或重新分级，倒是有几位葡萄酒专家们在他们的书中发表过“非官方”的波尔多分级，这其中包括Alexis Lichene、Clive Coates MW、Robert Parker和David Peppercorn MW等。但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世代以来列级酒庄们也习惯了循规蹈矩地在酒标上印下自家的级别。
备注：本文首发于《葡萄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