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环形使者》中预言：30年后的世界，人们已经掌握了穿越时空的技术。现实中的人们可以被轻易地传送到30年前。当然，在那部电影里，时间旅行的代价就是：“哥么，你悲剧了”。

撇开所谓的“外祖母悖论”或者“虫洞效应”，假如时空旅行真的可行，假如“looper”真的存在。也许……假如美酒也能穿越，那他将遇到怎样的奇遇呢？那么现在，让我们打开时光机开始向上千年前的古老中国传送一只穿越时光而不变味的葡萄酒……
　　
说到博大的中华饮食文化，一般我们不会立马想到“葡萄酒”这个单词。毕竟在中国文化里和中国菜相得益彰的饮料一般是“黄酒”或者“白酒”。但即使如此，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几个葡萄属植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17世纪中国的《诗经》就记载了“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可见中国人在很早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

虽然，葡萄这个品种古已有之，但是在中华大地上一直没有发扬光大是有其原因的。不像欧洲地中海流域浸渍海水的土地只适合葡萄和橄榄这样适应力强的植物。中原有着如此肥沃的土壤和巨大的人口，为了填饱肚子，“五谷”稻香连天，而葡萄固然美味，却也只能作为农家后院的一两株“奇葩”以供赏玩罢了。

所以，尽管欧洲早就开始了对于葡萄的大规模种植。在中国，在那个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年代，直到周朝，葡萄藤也只能依附于皇宫高墙之上，雪藏于深宫之中，时而散发幽香，惹人流连罢了。

中国人开始饮葡萄酒始于汉朝。汉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高潮，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我们的大汉朝“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在古代，粮食酿酒有着严格规定。时逢战乱或者饥荒，国家机关是明令禁止用粮食酿酒的。虽然很多电影大肆描写古人的豪饮，但是直到秦汉之际，酒精饮料依然长期高居“奢侈品”的行列，酒虽有所兴，但并未大兴。

很多武侠小说或者古装电影里但凡遇到说不清楚的事情就会将之描写成“从西域引进的”云云。葡萄酒也是如此被打上了“西域进口”的商标。我国的欧亚种葡萄是由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8—前l19年)从大宛带来的。大宛，也就是现今中亚的塔什干地区，除了盛产葡萄、苜蓿，还盛产举世闻名汗血宝马。张骞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西方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葡萄酒技术也就在这驼铃声声中在中国得到了推广。据《太平御览》，汉武帝时期，“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可见汉武帝对此事的重视，并且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也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

在汉朝，尤其是东汉，即使米酒以及早期的黄酒已经开始普及，但如果你顿顿饭能喝得起葡萄酒，那感觉简直不亚于现在能顿顿吃鱼翅捞饭的奢侈。中国酒文化虽然得以大兴，那说的是中国传统古酒的兴盛，但是喝葡萄酒仍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三国志·魏志·明帝记》中曾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这段文字始见于魏文帝的《诏群医》。连当朝天子谈起葡萄酒的滋味已然生津，更不用说亲自尝尝葡萄酒的滋味了。的确，对于善饮粮食酒的中原人来说，葡萄酒有着其他酒类难以匹敌的香气，这是味大于香，苦度适中的米酒无法比拟的。而适宜的酸度以及清冽，不上头的酒体也给了中原人无可比拟的新体验。

由于天子的重视，于是“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成为中国古代对于葡萄酒这种饮料的最高评价。这在未来的几朝几代都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葡萄酒观”。对于崇尚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成为中国人鉴别葡萄酒质量的标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说，葡萄酒应当“香气浓郁，甜度适中，酒精度高，口感醇厚，回味悠长”。而饮用温度则应该是常温，而不是加热的喝法。

说来说去，葡萄虽然曾经发于中原，葡萄酒也广受中原人的喜爱，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当中却从来没有走入过寻常百姓家。只有遇到太平盛世，葡萄酒才能在中国获得一个短暂的流行期，而一旦战火燃起，那些植根于中国，只生长了10年，甚至更短的葡萄藤将会最先受到战火的蹂躏。初唐年间，经过长期的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臣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这就使得葡萄酒变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原大国的国宴用葡萄酒大多也只能依靠外国进贡。然而，得益于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技术，从唐太祖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四代人使得中国葡萄酒种植和酿造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和普及。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甚至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

说唐朝是中国最富强的时代绝对没有言过其实。王国维先生曾说，最幸福的莫过于唐朝人，的确，唐朝是中国的历史高峰更是葡萄酒的“黄金年代”。在盛唐年间真是做到了不但人人有饭吃，更是做到了户户有酒喝。人民富庶，国家强盛，葡萄酒广受社会推崇，这点在诗歌中都有反应。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李欣《古从军行》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王绩《题酒店壁》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李白《对酒》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
——翰愈《蒲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诗仙”“剑仙”“酒仙”的李太白，比起喜爱葡萄酒，李白更是达到了迷恋葡萄酒的程度。“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是李白《襄阳歌》中的诗句，诗人真恨把不得一条江都化作醇美的葡萄酒，日饮三百杯，醉生数百年。

而在边塞地区，那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将一次难能可贵的边塞酒宴刻画得兴致高昂却又感人肺腑。那种涵盖一切、睥睨一切的气势，以及充满着必胜信念的盛唐精神气度。以美酒来映衬残酷战争的手法更是为边塞的葡萄酒增添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无忧无虑沉醉在美味葡萄酒中的时光，说来其实也就在李唐一朝。虽然短暂，但是却闪现了无法磨灭的星光。葡萄酒，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的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份灵魂上的休憩。

中国葡萄种植，其产地大部分分布于山西各地。宋朝苏东坡有一首诗叫《谢张太原送蒲桃》，可见太原一直是中国古代的葡萄酒生产中心。直到北宋时期中国的酒文化还是非常发达的。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中也曾经描写过宋朝的葡萄酒省美观，提出了“好酒配好器”的理论。随着中国的越发富强，这时候的中国人除了普遍开始喝葡萄酒，连喝酒的器具以及礼仪也开始讲究了起来。现在，习惯了美酒玻璃杯的我们很难想象，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葡萄酒文化结合的样子。然而在古代，以玉器盛酒，按周礼择吉日饮葡萄酒，这看起来和我们现在推崇的生物学动力法是否有些相似呢？

而到了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当时的杭州城临安府虽然繁华，但葡萄酒却因为太原等葡萄产区已经沦陷，显得稀缺且名贵。
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
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
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
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
——陆游《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

诗中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说明葡萄酒可以给人体提供热量，同时也表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名贵。“千金论价恐难酬”这大概就是中国葡萄酒当时的惨状。国破家亡，金国铁骑马踏长江以北，中原故地连葡萄酒的“原产地”都沦陷了。但是最为可惜的是中国的葡萄酒种植，酿酒等等技术也随着流民散失殆尽了。南宋人曾经试图按照《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中国特色”的葡萄酒，但是由于味道也不好，终于，传统葡萄酒的酿造，生产自此在中土也就失传了。“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这样的酒对于后来人，也就止步于文字上了。

就像我所说的，中国的葡萄酒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史和领土的争夺。中国的土地就在高粱，水稻，葡萄，牧草，高粱，水稻，葡萄……的交替更换中走过了5000年的故事。中国历史的前半部地方，中原人对于葡萄酒虽然有伯牙子期般的高山流水之情但是却从来不曾真正将葡萄酒归于自己囊中。直到宋朝，由于有限的生产力，比起对于葡萄酒质量的挑剔，中国人更在乎酒的数量，没有任何一杯酒会因为其味道稍逊一筹而被弃之一旁。在秦汉到宋唐间的任何一个朝代。如果你能够拥任何一支对于味道考究到极致的葡萄酒，这将毋庸置疑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用美酒交换奢华的宫殿，用美酒交换高官厚禄，用美酒去怀念遗失的滋味，这些的诱惑也许比不上让自己来消受他吧。在古城残阳下去享受一份淡雅馨香，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用高官厚禄也买不来的滋味。当每一滴酒香都被血液稀释到全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五官被唤醒了，因为品味葡萄酒的滋味绝对不是欧洲人的专利，这是中国人一直埋藏在基因中，对于美酒的渴望。